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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班岛指导」优先金钱激励的社会,最终将面临灾难

2020-01-11 12:31:52

「塞班岛指导」优先金钱激励的社会,最终将面临灾难

塞班岛指导,华章妹说

现在,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正在多角度展开,但其实基本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优先考虑职员、顾客等相关者的利益(stake holder approach),另一种是优先考虑股东利益(stock holder approach)。

是优先实现企业相关人员的利益最大化,还是优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两种思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立的。同时,希望将两者融合的思考方式也在不断涌现。

在本文作者现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取环境大学名誉校长加藤尚武看来,应优先股东还是职员,或应优先股东还是企业相关者,这种论题本身就十分困难,犹如身陷沼泽却偏要开辟出一条道路。

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将讨论调回正轨,对激励机制进行改变。以下,enjoy:

作者:加藤尚武,现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取环境大学名誉校长,日本哲学会会长等职务,被誉为日本环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第一人。

来源:华章管理(id:hzbook_gl)

01 单凭“竞争”无法维系市场体系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形成必要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在封建社会,其伦理中心就是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围绕此中心,对父母尽孝,对雇主忠诚的伦理系统逐渐形成。

在这种伦理系统下,封建社会能自主形成独特的精神结构,并且打造出适宜下一辈的精神结构,以此维系封建社会延续。

但自由主义经济是否有在培育自身不可或缺的精神架构呢?在自由主义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受其精神结构影响的人,他们是否有想过要如何发展新时代,或如何发展自由主义社会?

对此,我提出如下假说:自由主义,只是品德的消费者,并非生产者。自由主义不断利用其所必需的品德,并从其它文化中吸收利用既有文化,以此来维护自身以及自身社会发展。但是,自由主义本身并没有在孕育什么品德。

亚当·斯密曾在其著名的专著《国富论》中论述过,要维系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应当满足三个必备条件:维持治安、确立法律制度和维护公共财产,如果让私人企业管理公共财产,这些企业可能会因为规模问题亏本。

当今社会,假账问题一般都脱离不开会计师们的共同犯罪。安然公司在多个层面做出了不正当行为,这些不正当行为都有多名会计师参与其中。因此,自那以后,美国社会响起了强化会计师伦理观念的阵阵呼声。

要防止企业的不正当行为发生,就必须设立外部机构来监察企业,必须通过这些独立于企业以外的机构来展开监察。但同时,为了调查这些监察机构是否存在不正当行为,社会还需要设立第二层监察机构来监督这些第一层监察机构,慎重起见,还需要再设第三层监察机构,来监督第二层监督机构。

以此类推,设立监察机构的工作永远在路上。

关于这个永无止境的背信弃义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恐怕也有考虑过。他曾经提出,这种最终监察执行者应是哲学家。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哲学家成功地担任过最终监察执行者,因此可以推断,安排哲学家以外的人来担任最终监察执行者才是可行之道。

也就是说,最终监察执行者,要做到即使没有他人监察也能自觉遵守规定—不做出不正当行为。那这种没有监察也能自觉遵守规定的品德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单纯凭借金钱激励与监察他人活动的文化环境是无法孕育出这种品德的。一直以来我们也许没有注意过,其实自由经济的成立必须依靠某些品德,而这些品德是无法在自由经济环境下自己成长的。

所以,应该怎么培育这些品德就成了一个问题。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目前的自由经济结构尚不合理,如果将自由主义经济的激励与利润最大主义融为一体,自由经济体系将无法持续。

02 金钱激励的普及将带来危机

有一位名叫涩泽健的人,他投给朝日新闻的稿件非常有趣。据说,这位涩泽健先生是涩泽荣一的玄孙,正在经营理财公司。他在文章中曾叙述过自己的公司方针,我觉得有两点值得引人深思,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是关于预收报酬。

“在金融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现值,即预计经济发展和未来现金流量,使用折现率折算为现在时刻的价值。若在推算公司价值时使用这一概念,则是所谓的‘贴现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dcf)’。其主张在估算股票价值之时,不仅要考虑当下的企业业绩,还要明确企业将来的发展和收益性。可是,基于现值的报酬是根据推算的预估收益来支付的,哪怕现阶段尚未实现实际收益。”(涩泽健,朝日新闻,2009年6月8日)

换而言之,未来的收益正被提前支付。既然未来的收益正被提前支付,那未来的收益也必须要达到符合预支付收益的水平才行,否则将会亏本。

第二点,是关于期权的非对称性质。所谓非对称性质,即期权交易中,期权持有者的潜在盈利是无限扩大的,但亏损却是有限的。

因此,波动率(volatility,即收益率的波动幅度)越高,对资金持有者越有利。就像在一场赌注中,价格上涨意味着大赚一笔,价格下跌也没有什么亏损,面对这么诱人的赌博估计大家都想一掷乾坤吧。而且期权附带期限,所以大家都会想在期限内获取更大利益,预收更多报酬。这就是美国描绘的激励机制设计图。

涩泽先生认为,虽然这种设计的每个方面看起来都很合理,但它没法让整个经济系统合理运转。因此,金融危机才会被诱发。

我觉得,涩泽先生导入的“激励机制设计”想法十分引人深思。有一些人认为,不设上限的金钱激励反而会引发经济凋敝。但同时也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以金钱激励有效性为前提而展开的社会分析。

关于激励机制设计的发展历程,松原隆一郎先生在《经济学名著30篇》和《消费资本主义的走向》中曾以图表形式介绍。

简单来说,消费经济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必要性消费阶段;

②个人消费阶段;

③差异化消费阶段。

必要性消费阶段,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普通的消费。个人消费呈现的特征,与凡勃伦指出的消费行为特征一致。差异化消费,则与法国社会学者让·鲍德里亚论述的消费行为特征一致。必要性消费代表最普通的消费,如“想吃东西”“想穿漂亮衣服”等需求引发的消费。

进入到个人消费阶段,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将集中在与他人比较、炫耀自我。例如“想穿得比别人更好看”“想打扮得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来”。最后到差异化消费阶段,企业将花费大量功夫让消费人群内心萌生强烈的拒绝平庸的意识,不与别人不同就坐立不安的焦躁感,同时,企业将在现实世界不断诱导他们制造差异。

如果从激励机制设计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会发现在必要性消费阶段,金钱激励可以发挥良好作用。但是,进入到个人消费阶段,整个激励机制是否应敦促人们形成公共意识、奉献精神?到了第三阶段,人们是否已经自发形成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激励机制是否符合这个环境?

还有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者动机已经发生了各种质的变化,但社会中的基本激励却仍停留在必要性消费阶段。而且不妨说,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在积极发挥作用,催促整体消费回归到必要性消费阶段。

人类关注点的层次会自然而然地变高吗,关于这一点,中国有句古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其实这句话并没有太大深度。

当初,这句话用于劝服君主采纳极具现实意义的统治手法。关于如何照顾国民,国家首要之事当然是让国民“衣食足”,如果国民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跟他们说什么“知礼节”无济于事。在20世纪的伦理学思想中,出现过众多阶段学说。

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无数关于人类精神发展的阶段学说。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马克斯·舍勒和马斯洛的理论。马克斯·舍勒认为,人类价值可分为几个价值等级:感官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神圣价值,也就是说,人类价值最终将上升至宗教层面。并且,这种阶段结构并不会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马斯洛则更偏向经验主义,认为人类需求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但其实,有很多人从理论上批判这些阶段学说。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批判就是认为阶段学说与现实颠倒,其实越低层次的价值拥有越强大的影响力,人类的精神层次根本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还有一种批判认为,从感官价值到生命价值的阶段,以及从精神价值到神圣价值这种宗教层面价值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表面上将这两个过程拼凑在一起,不过是为了呈现出所谓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阶段。

不过,在每个人心中,“重要的事物”都会有“高、低”之分。如果社会整体真有股风气在鼓动激励机制集中于低价值的事物,那不妨说,这个社会正与人类自然而然的人格成长和发展方向逆向而行。

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参加过一家名叫理光(ricoh)的企业内部研修会,举办场地在我曾担任校长的大学。研修会的其中一项内容是来自职员的成果汇报。汇报内容的质量之高着实让我惊讶。

具体来说,围绕如何提高职场工作效率这一主题,汇报者开展了十分严谨的调查,并以此为基础与同事共同进行实验以验证成果等。职员们以很高的水平完成了这些活动。可是,让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们高涨的参与热情。

其实这种内部研修会非常普遍,并非只有理光,很多企业都以此形式开展企业内部教育。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非金钱性质的激励。不过,在成果汇报中获得第一名的职员可以获得奖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有金钱激励的。但职员们的参加热情非常高涨,可以看出非金钱性质的激励在本质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对此非常赞赏。

03 万众所归:合理的激励机制设计

如果社会整体都倾向于金钱激励将带来什么后果?我想通过一个美国的例子谈谈我的想法。从各国的能源消费量来看,美国约是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2倍,约是中国、印度的10倍。大家注意,美国的能源消费量居然达到了中国、印度的10倍。但美国的这种巨大能源消费是否真的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现在,日本的自杀率是平均23人/100 000人,与之相对,美国约为10人/10 0000人。

以前,日本的自杀率曾长期维持在10人/ 100 000人。一般来说,100 000人中有20人(20人/100 000人)选择自杀的话,该国家就会被划分为高自杀率国家。无论与曾经的日本相比,还是与世界的划分标准相比,现在日本的自杀率(23人/100 000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异常高的数字了。另一方面,美国正形成一股风气,鼓励金钱激励的普及,并且整体的激励方式都开始朝着金钱方向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是一名著名的经济学者,但与其说是一名著名的经济学者,不如说他是一名因热衷于发表新奇建议而著名的学者。

根据他的说法,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美国最顶层的0.1%的富翁们,其收入是原来的5倍,而顶层0.01%的富翁的收入更是原来的7倍。美国的收入结构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时,也在为极少数的高收入者积累更多财富提供基础。

前阵子,美国有一家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决定给高管发放巨额奖金。此事引起一片讨伐声,甚至惊动到了美国国会。在国会上,阻拦巨额奖金发放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认为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应被禁止。以奖金形式分发巨额钱财,美国社会整体的激励成本也极为庞大。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评判经济社会的性质,今后经济社会应朝什么方向发展?首先有一点我认为是不恰当的,那就是与企业相关者相比,股东总能获得格外多的回报。现在所有权经营权已然分离,为什么这种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前的习惯依旧在持续呢?

还有一点,仅靠单纯的金钱激励,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是没法发挥作用的。站在公共性、公益性角度出发的市场监管必不可少。因此,如果一切激励都是金钱上的激励,那么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必将崩塌。

在满足必要性消费的发展期,金钱激励完全可以发挥良好作用。但是进入到个人消费阶段的稳定发展期,接受外界监督的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激励形式将发挥作用。到了差异化消费阶段,激励机制必须围绕自发的公共意识、奉献精神展开。

在现阶段,符合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设计实在太有必要了。

关于作者:加藤尚武,现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取环境大学名誉校长,日本哲学会会长等职务,被誉为日本环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第一人。曾荣获山崎正一奖、和辻哲郎文化奖、紫绶褒章。

本文为“华章管理”(id:hzbook_gl)原创,内容摘编自《与万物共生》,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出版。转载请与我们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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